回程的车上，秦风送颜旭到校门口。晚风吹动他实验室白大褂的下摆：“颜总，对不起，我可能......”
“我理解。”颜旭握紧他的手，“记住，最好的技术不一定能成为标准，但最好的标准一定要包含最好的技术。”
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，颜旭的行程表密密麻麻：
周一，上海。在张江高新区的孵化器里，六家专注工业物联网的中小企业负责人挤在会议室里。做传感器的王总开门见山：“颜总，我们小公司经不起折腾。要是跟你们做标准，通天断了我们的芯片供应怎么办？”
颜旭打开笔记本电脑：“这是我们在水电站项目的测试数据。如果采用开放标准，你们的传感器可以直接与控制系统对话，省去中间的数据转换模块......”他在白板上画出系统架构，“每个节点都能省下15%的成本。”
周二，深圳。华强北的电子市场人声鼎沸。在一家专做通信模块的家族企业里，第二代接班人小林总带着颜旭参观生产线：“我父亲做了三十年代工，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技术。但颜总，参与标准制定要投入多少？我们这种小厂......”
财务总监李芸立即接话：“我们可以采用分级投入机制。根据企业规模分摊研发费用，同时按贡献度分配未来的专利收益......”
周三，武汉。在光谷的一家科研院所，退休返聘的刘高工拉着颜旭看他们研发的工业安全加密算法：“小颜啊，我们这套算法在军品上用了十年，从来没出过问题。就是推广太难，那些大厂都要我们交出源代码才肯用。”
标准的门槛
颜旭仔细翻阅技术文档：“刘工，我们可以把您的算法作为可选加密模块纳入标准。既保证安全性，又不需要交出源码.....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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