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承认，《顽主》中的主人公们或许不够“崇高“，但他们真实地存在着。他们用调侃消解生活的荒诞，用玩世不恭掩饰内心的脆弱。
而这一点，正是一代年轻人人面对急速变化的社会时普遍的心理状态。
如果文学连这种真实都不敢正视，还谈何“人道主义“？
更有趣的是，刘聃同志将与“反现代化“挂钩的论断。
按此逻辑，描写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就是反对现代化本身？
那么我想问，卡夫卡写《变形记》是否意味着他反对工业文明？加缪创作《局外人》是否代表他抗拒现代性？
那么我想问，鲁迅先生写《阿Q正传》写《祥林嫂》是否意味着他思想的倒退与堕落，茅盾先生写《子夜》是否意味着他推行资产主义道路？
刘聃同志的批评暴露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线性思维：
凡是不能直接为现代化唱赞歌的作品，就是反现代化的。
在物理学上，有一种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一种电子器件名为二极管，二极管有两个电极，正极，又叫阳极，负极，又叫阴极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