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场关于新法和旧法的辩论,随着两道奏疏的呈上,缓缓拉开了序幕。
“辩论”是君子之争,是在规则允许之内的。
事实上新法和旧法已经有过多次的辩论,从元丰年到元祐年都不曾停止过,这是一种比较积极且有风度的争斗方式。
没有阴谋诡计,一切都是堂堂正正的摆事实,讲道理,双方各请大儒讲法辩经,从圣贤之言延伸到当前是否应该变法。
辩论的过程自然是极精彩的,而且这样的画面,也是为数不多的阳光直射在朝堂上的时刻,新旧两党都是坦坦荡荡。
王府里当了好几天咸鱼的赵孝骞自然也听说了,他的态度仍然一如既往。
不偏向,不掺和。
站在一个后世人的角度来看,新法旧法,史家早已定论,那就是各有利弊。
史家没说的是,新,百姓苦,旧,百姓苦。
不出意外的话,这场绍述之辩,最终以章惇的强势而胜出,因为章惇代表着赵煦的意志,这个天下,终究是要以皇帝的意志而发展下去的。
赵孝骞更关心的是“兵役法”是否可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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