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敬轩喃喃自语，指尖拂过桌上那份制作精美的会议手册。
手册内页，会议议程、代表名单、座位图、甚至奉天交通美食指南，一应俱全，考虑之周详，令他这位老报人都叹为观止。这绝非旧式军阀割据的粗犷做派，而是一个志向高远、准备充分的现代政治实体方能展现出的气象。
他将那枚大会发放的、沉甸甸的铜质纪念章郑重别在胸前，深吸一口气，仿佛要將这历史时刻的空气都吸入肺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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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隔街相望的东北饭店顶层套房，伦敦《泰晤士报》远东首席记者詹姆斯·威尔逊，正就着台灯的光晕，在便携打字机上飞快地敲击着。
键盘的嗒嗒声与他澎湃的思绪共振。
“凌晨五时，奉天。”
他写道，
“这座城市如同一部精密上弦的机械，为‘国民救国会议’的开幕做著最后的校准。
街道洁净得令人惊叹，宪兵执勤规范，与上海租界巡捕的跋扈或南京军警的散漫形成尖锐对比。
一种沉默而高效的力量感弥漫在空气里，暗示着此地的主人绝非等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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