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奏章中，他先是以沉痛的笔触，描述了王斌受人蛊惑、欲行刺其姐未遂之事，并呈上了赵头儿、王斌等人的部分供词和物证，明确指出此事背后有兵部高官指使。
他没有直接点出冯保的名字。
但字里行间暗示，此事乃“北境旧怨”之延续，是“朝中某些因循守旧、嫉贤妒能之辈”。
对他这个“幸赖陛下天恩、将士用命，侥幸立下微功”的边将的持续打压和构陷。
然后，他笔锋一转，将此事与他之前那份关于边境长治久安的奏章联系起来：
“……臣前奏请开互市、抚诸部，非为一己之私，实为边境百年安宁计。
然奏章甫上，构陷已至家门！彼等为何如此急不可耐？
盖因臣之策，若行，则边患渐消，武备或弛，彼等赖以邀功、固权之根基动摇矣！
故不惜以如此卑劣手段，欲除臣而后快，更欲借此阻挠陛下安定北境之圣明决策！其心可诛，其行可鄙！”
他将个人遭遇上升到了国家边防战略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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