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文弼在厅内来回踱步，气得脸色铁青。
他并不关心前线将士的死活，他只在乎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，以及……如何将这次军事失利的责任推卸出去。
很快，一份新的、颠倒黑白的奏报又从李文弼手中发出，再次以六百里加急送往京城。
在这份奏报中，他将“獠牙”被围、损失惨重的责任，完全归咎于秦牧“刚愎自用，贪功冒进，不听节制，以致孤军深入，陷大军于险境”。
而苏烈则是“擅离职守，私自调兵，扰乱全局部署”。
至于他本人，则是“虽洞悉秦牧之过，然为顾全大局，竭力补救，奈何前线将领骄横，终酿此败”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骄兵悍将拖累的悲情角色。
同时，他在定北城内也开始散播谣言，矛头直指秦牧和苏烈。
当秦牧和苏烈带着残兵败将，满身血污地回到定北城时。
感受到的不是慰藉和同情，而是各种异样的目光、指指点点的议论，以及来自督军府的暗中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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