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果得知此事，连夜召集村民开会。她第一次提出了请求：“我想走出去，去那些地方，哪怕只能待一天。”
没有人阻拦她。第二天清晨，一辆改装过的面包车停在村口，车身漆着藤蔓与飞鸟图案，车顶装有小型共鸣装置。司机是林知夏派来的志愿者，曾是一名战地记者。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记者问。
阿果望着东方初升的太阳，轻声说：“去有回声的地方。”
旅程漫长。她们穿越沙漠、翻越高原、渡过海峡。每到一处受创之地，阿果便打开车门，摆出一张小桌，放上纸笔、茶水和那本磨损的笔记本。她不演讲，不宣传，只是坐着，等人靠近。
有人骂她骗子，有人啐她走狗，但也有人犹豫片刻，最终坐下，低声说起某个不敢提的名字，某段藏了二十年的眼泪。
一次，在战火刚歇的小镇广场，一个满脸疤痕的女人坐了下来。她盯着阿果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“我杀了一个人。他是敌军士兵，闯进我家，我用剪刀刺穿了他的喉咙。可后来我发现，他口袋里有张婴儿照片……他也是父亲。”
阿果没有评判，只倒了杯温茶，递过去：“你想告诉他什么？”
女人颤抖着，写下一封信：
>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原谅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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